在共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，从犯的认定与量刑是平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键环节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：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” 此条文虽寥寥数语，却构建了处理从犯刑事责任的基本框架，蕴含着深厚的法理逻辑与刑事政策考量。

从犯的界定，核心在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“次要性”或“辅助性”。次要作用通常指在主要犯罪人的组织、指挥下参与实行行为，但地位较低、行为强度较弱或造成的直接危害较小。辅助作用则更为典型，表现为为犯罪提供工具、创造便利条件、排除障碍等非直接实行行为。这种区分并非简单的事实描述，而是对行为人在共同犯罪整体结构中所处地位和功能的法律评价。司法实践中，必须将其与主犯进行实质性对比，结合具体案情，从犯意提起、行为分工、实际参与程度、危害结果支配力等多维度进行综合判断。

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的量刑规定，“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，体现了立法者对从犯刑事责任相对宽宥的鲜明立场。“应当”一词属强制性规范，意味着只要依法认定为从犯，就必须在量刑上给予从宽处理，法官在此并无自由裁量之余地。这从根本上区别于“可以”从宽的弹性规定，彰显了法律对罪责较轻者予以区别对待的刚性要求。而“从轻”、“减轻”与“免除”处罚三者构成一个由轻到重的量刑梯度，为司法者提供了层次分明的裁量空间。

如何具体选择适用从轻、减轻或免除处罚，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重点。这要求法官不能机械套用，而需深入探究个案情节。通常需考量以下因素：从犯参与犯罪的具体方式与深度，其行为对犯罪完成的实际贡献大小；从犯的主观恶性程度，包括其犯罪动机、对危害后果的认识与意愿；从犯在犯罪前、犯罪中乃至犯罪后的表现，如有无受胁迫、犯罪后是否积极阻止危害扩大、是否真诚悔罪并有效弥补损失等。例如，仅提供极其轻微帮助且事后极力挽回损失的辅助者，可能适用免除处罚；而起着较为重要但非决定性作用的次要实行犯，则可能更适合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该条文的存在与适用，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价值。它贯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，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团伙，鼓励从犯中止犯罪或检举揭发，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共同犯罪。同时，它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必须秉持精细化的审理态度，在共同犯罪的复杂网络中精准识别每个参与者的角色与责任，避免责任分配的“一刀切”，最终实现罚当其罪、公正司法的目标。

正确理解与适用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，不仅关乎个案中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更关乎共同犯罪立法精神的实现与司法公正的彰显。这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探索，确保这一规定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达致精妙的平衡。